如今贪官受审，洋相百出的事，屡见不鲜。受贿巨款，直到庭审仍浑然不知以身试法，大感“冤枉”“运气不好”者有之；大肆收受红包、礼金，案发被审还觉那不过是正常人情往来，颇为“委屈”者有之；逢年过节广受名目繁多“奖金”、“福利”，东窗事发被告被诉，还认为那只不过官场规则，很是“不服”者也有之——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最近，婺源县建设局原局长黄日祥，利用手中之权，贪婪地向工程建筑商伸出黑手，多次非法收受、索取贿赂共计66.4万元，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可笑的是，黄日祥在接受审讯时，起初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犯罪，而只不过是一种违纪行为，当检察官把相关法律规定讲述给他听时，黄日祥还认为，“如果这次局长保不住，出来后还可以当副局长。”（9月17日新华网）
当然，这些“委屈”“冤枉”“不服”，看起来确实天真、幼稚，实质却是如孔乙己“窃书”不算“偷书”般的狡辩、耍赖，以寻求顶点的道德遮羞。如果以为果真法盲至此，就实在低估了他们的智商、情商——哪有证据确凿、“当检察官把相关法律规定讲述给他听时”，还不明就里的么？
但是，之所以屡屡出现当庭当众“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现象，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认为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反腐败实践中，存在着对违纪与违法行为，具体认定和处罚上的界限模糊，或者说弹性过大。
毋庸讳言，事实上有关领导干部“收受礼金、礼券、礼物”等，我们是作为“纪律”来规定的。事实上“这部分”纪检部门也是这么认定和处理的。事实上“这部分”如果已经被纪检部门查处结案了，那么一般情况下司法机关就不会再予以追究的。事实上如果仅此而已，也不至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而原本属于“违纪”部分的，之所以成了“违法”的罪证，一般是检察院（反贪局）直接所办之案，或者行为人没有及时的向纪检部门“坦白”，或纪检部门没有予以结案（尚有别的嫌疑）而移送检察院审理。
因此，“这部分”不在于行为事实、证据，而完全就在于谁来认定、处罚。纪检部门认定处罚就是“违纪”，司法机关认定、处罚便是“违法”了。如此这般，同样的行为出现了“违纪”“违法”两重天的结果。所以也出现同一个案子同样的“收受”，有的罪有应得，有的却从轻发落了。
当然，作为纪律规定是明确的，有着严格的案值标准。可是，一则，有些确实是“来历不明”；现在法律对之是有个明确认定的；而纪检基本还是“尊重”当事人自己有个说法——比如事先就申报过要办酒席，纪检一般难以也不会穷究那个“礼”之如何了。另则，更为重要的是纪检不像司法机关那样公开审理，三头六面，对簿公堂。纪检处理是“自诉自审自判”，缺乏“法庭机制”，最多事后在一定范围内作个通报。
为什么法庭公开审理，法律公正处罚了，当事人屡屡“委屈”“冤枉”“不服”，老百姓拍手称快；而受纪律处分者却极少有“不满意”的，群众却往往对之感到不解呢？
贪官受审之“法盲”，折射出的是“纪盲”。“纪盲”，呼唤我们纪律执行的严明——要从严深究，更要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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