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访人的世界里，人就分两种：一种上访，一种不上访

    “北京的人气很旺，我们得减缓北京的压力，为政府分忧，把上访者接回来，尽可能把案件在我们这里处理。”哈尔滨市信访办副主任郭继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郭所说的“这里”指的是哈尔滨信访学校。

    这所成立于2006年5月的特殊学校，虽然一直很低调地开展着工作，但却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

    8月28日，李滨菊在写下一份“两个月之内不到北京上访”的保证书之后，被责任单位送回家再次见到宋平，他从兜里掏出一张车票，诡秘地说：“我还得去北京。”

    滞 留

    哈尔滨的这个初秋并不冷，但有风。

    在哈尔滨市信访学校里的李滨菊焦躁不堪，晚上睡不着，她会拉住责任单位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派来的陪护人员，对他们大声背诵法条。

    “恶意诉讼”、“物权法”、“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遗漏主体”、“执行回转”这些法律术语从68岁的李老太太口中不间断地跳出。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儿子一件简单的离婚财产纠纷案，受人为因素干扰，搞复杂了，黑龙江的三级法院审几圈都没审明白。”

    八年不能止歇的上访脚步，让李滨菊备感无奈和凄凉。对她来说，这场已经耗时八年的纠葛，就是一场苦斗。

    李滨菊不断地游走在希望与失落之间。她偶尔鼓励自己，“要相信政策，要相信党和政府，公平正义的来临只是时间的问题。”当她细数自己的一把年龄，失落的情绪会弥漫自己的整个世界，“我都68了，再过两年就70了，还打官司呢。 ”

    想到这些，滞留在信访学校里的李滨菊便愈加烦躁。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绝食过两顿，后来饿得实在不行了，我高血压。”

    这个问题，她向信访学校的领导提出过：“我有高血压，要去医院看病。”责任单位道里区法院派车派人，带着李滨菊先后两次去医院就诊，给她做了最全面的检查。

    看病的费用谁出？“当然是他们(道里区法院)出了。”李滨菊说。看过病后，李滨菊又被带回信访学校。

    李滨菊来到哈尔滨信访学校是在8月14日。

    8月13日，代理儿子吕东阳离婚财产纠纷案的李滨菊拿着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再审通知书》，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再审。

    出门后，李滨菊被劝返到“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之后，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派车把李滨菊接回。她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他们先用车把我送到沈阳，一个人开车，一个人陪着。到沈阳有人接，换车，把我拉回哈尔滨。”

    8月14日下午5点半，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送李滨菊到哈尔滨市信访学校。

    李滨菊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信访学校的一些情况：“吃的住的都挺好，就是不让回家，一天到晚道里区法院派三个人看着，白天一个，晚上两个。后来熟了我们也聊天，也一起看电视。”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这段日子，哈尔滨市信访学校没有开课。信访学校也曾协调法院和相关部门，希望把李滨菊上访的事化解。

    8月28日，李滨菊在写下一份“两个月之内不到北京上访”的保证书之后，被责任单位送回家。

    探 访

    在上访人的世界里，人就分两种：一种上访，一种不上访。

    哈尔滨的上访者对信访学校多有所耳闻，他们或由信访学校出面解决过问题，或曾在信访学校组织的信访学习班里学习，或是曾经停留在信访学校。不上访者则对信访学校知之甚少，甚至一些出租车司机都找不到它的所在。

    9月8日，《瞭望东方周刊》寻访至哈尔滨市松北区中源大道和一条无名街道交叉口，一块写有“哈尔滨市信访学校，哈尔滨市信访服务中心”的路牌指示，去信访学校，应该先向右，然后左拐。

    在一条两旁杂草的狭窄公路左侧，有一座不显眼的黄色红顶三层小楼。下午一点半，几名责任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相约来解决问题的上访人用力拍打大门，院内的狼狗狂叫。七八分钟后，看门人打开了大门，向领导电话请示后，这些人被允许进入。

    9月10日，本刊记者再次踏访哈尔滨市信访学校。

    正值中午，滞留在信访学校的赵老太太没去吃饭，她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哈尔滨市南岗区检察院拒绝返还办案时扣押的十几张欠条一事，老太太甚至推测说，检察院拿不出欠条，就是用这些欠条私收了欠款。

    责任单位南岗区检察院的陪护人员从食堂带回一大碗米饭和一条鱼，还拿出自己从家里拿来的咸鸭蛋给老太太，老太太抱怨说：“这都挺好，就是不让回家，在这呆着也解决不了问题。”南岗检察院一位负责陪护的检察官抱怨说：“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领导不来这陪护，领导开会吓唬我们说‘你们跑了，我们下岗’。”

    陪护人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一天一宿一个班，这老太太来一个多月了，开始他们反贪局的人陪护，然后监察一室、二室和办公室机关轮流排班。”

    另一位滞留在信访学校的学员接到支教女儿的电话后，焦急地把电话往床上一摔，“这也不让走，真急死了。”她的责任单位某医院的陪护人员一言不发，躺在旁边的床上看着一本杂志。

    哈尔滨市信访学校校长王伟夫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信访学校的学员一些是从北京接回来的，一些是选的，一些是觉得这里能解决问题自愿来的。他否认有滞留学员的现象：“我们的学员完全是自愿的。那是责任单位的事。”

    哈尔滨市信访学校8月19日的一份汇报材料显示：从7月21日开始，信访学校处置和训诫进京非正常上访14批次、132人，由责任单位接回109人，留校学习23人，目前在校18人。

    这份材料还介绍说，信访学校实行学员“留宿信访学校”的做法，“经过市信访办领导及学校工作组研究决定，由责任单位派陪护人员与存在不稳定因素的上访人一同留宿信访学校。有的上访人经学校和责任单位做工作后，写出保证，由责任单位接回，并留下联系方式，时刻与中心工作人员保持沟通。”

    信访学校

    据悉，哈尔滨市信访学校是全国第一所信访学校，这种在全国首创的新模式，成为哈尔滨市探索解决非正常上访问题的创新性尝试。这所学校隶属于哈尔滨市政府信访办，学校主要培训信访人员和信访干部。信访学校在尊重自愿的前提下，将非正常上访人员接收为学员，设立每期10人的信访人员学习班，学时为一个星期。

    一名副校长曾向媒体介绍说，当初信访学校的名字是培训学习班，第一期的背景主要是为了有效控制在“七一”党的生日那天，哈市上访者到北京添乱。

    王伟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主要吸收那些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人员，到这里学习《信访条例》和相关法律，我们创造这么个平台，想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哈尔滨市政府机关档案记录，信访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从北京中央国家机关、重要会议场所、重大公务活动场所、领导人驻地劝返回哈上访人员和进入市信访服务中心的上访人员提供服务和帮助，是为上访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平台。

    王伟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两年来，我们培训了1000多名信访干部。办理了17期信访学习班，接收学员 109人，拿出90多个处理意见，解决了30多个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2006年国家信访局曾派出课题调研组来哈尔滨市信访学校调研。信访学校的一些人普遍认为 “我们办校的经验很快就要在全国推广”。但至今，并未见下文。

    不过，这一做法还是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效仿。佳木斯市近日就发文称，“我市拟借鉴外市地的做法，筹建信访学校。”在此前的2007年10月，河南省临颍县创办信访学校。

    救 助

    上访者大多背负着太多的辛酸与无奈。

    柳光美凄凉无助：我雇了两个护工抬着去北京！

    崔喜良气愤难平：11年了，群众访来访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开会议来议去，问题哪来哪去。

    王梅如是比喻：儿子有问题了，你得找爹吧，市里是爹；爹不管就得找爷爷吧，省里是爷爷；爷爷不管你就得找太爷爷吧，中央就是太爷爷。……

    因公安局错案赔偿问题上访32年的鞠玉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上访32年，进京1015次，一个女人，最好的30年已经耗没了。”

    6月30日，在北京上访的鞠玉琴接到通知：“市长要见你。”鞠玉琴不敢相信，“这么多年他们就骗我。”7月1 日，鞠玉琴见到了哈尔滨市的一位副市长以及公安局长，“大姐，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一番话让鞠老太太感动万分，她哭得一塌糊涂。经过领导的多次协调，商定走“救助”这条路。

    9月10日，鞠玉琴冒雨来到信访学校，她拎着鞋子，光着脚丫趟过信访学校大门前的积水洼，她是前来协商救助金额的。

    鞠玉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公安和检察院互相扯皮，后来政法委承担公检两家的过错，不让我提什么诉求了，给我点儿钱就算了。答应救助我66万元。”

    而今，鞠玉琴知道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了，因错案而发生的治伤和上访费用已超过100万元。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那些曾经诬陷过她丈夫的人，那些有意无意办理错案的执法者，不会受到追究了。

    据了解，救助是信访部门息访的一种常用方法。然而，接受救助者却大多疑虑重重，他们在经过与政府部门讨价还价的博弈之后，不得不签订一份协议书。

    9月12日，打算接受救助的宋平（化名）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分局让她签订一份意向性协议，之后会为其提供14万元的“救助补偿款”。他犹豫之后，没有签字。

    宋平担忧地说：“一起纠集多人报复行凶的刑事案件，主要罪犯却被鉴定成‘精神病’而逍遥法外，我现在天天担心她再来砍我，反正精神病砍人也不用负责。”

    让宋平担心的远不止这些。一旦在协议上签了字，就要接受现实，而这些补偿救助与治伤花费的30多万元相差甚远。

    一位与宋平是邻居的警官，在南岗分局门口遇到宋平，劝了句：“钱先拿着吧。”宋平忧虑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签了字，拿了钱，就不能追究责任了，要是再去上访，他们肯定劳教我。”

    晚些时候，本刊记者再次见到宋平，他从兜里掏出一张车票，诡秘地说：“我还得去北京。”